本报评论员 刘凤羽
据报道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并称“四书”，中国台湾地区教育机构认为其对文化传承有正面意义，遂列入普通高中课纲，预定2012学年度，高中生每周将上一堂“四书课”，3年把“四书”熟读一遍。
“四书五经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，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。作为“儒学之根基，六学之阶梯”的“四书”，原本早已进入台湾的课堂，对民众影响甚巨。但陈水扁推行“去中国化”政策，导致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》(内容即“四书”)等课程一度被废止。此次“四书”在马英九倡导下重入课堂，自然就赢得了岛内50后、60后的赞誉。
因为这些人因曾熟读“四书”而在修身、修学方面受益匪浅。作家龙应台曾说，她做人做事的准则就是中学时通过必修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》奠定的；即便民进党主席蔡英文，谈到两岸政策时也会脱口而称出自《论语》的“合而不同”。
所以，对于“四书”入中学课程，众多台湾家长认为是好事，因为可以增强孩子的品德修养，也有助于提高文字技巧。
但于马英九来说，目的却远非如此简单。因为他近来一直强调要打造台湾的软实力，认为国学热必然是全球化的大趋势。
不论为了修身、修学、传承传统文化，还是打造软实力，台湾地区将“四书”请进课堂的制度性安排，都值得同根同源、同文同种的中国内地借鉴。
在中国内地，“四书五经”的诵读已被摒弃数十年。但近年来，出于文化传承、软实力构建的迫切需要，出于对传统文化教育薄弱下道德沦丧的担忧，有识之士一直呼吁“四书五经”重入课堂，且不少地方已试着引入了课堂，如清华大学人文实验班开设“四书”必修课、“四书五经”成山东大学新生必修课，但这些探索一直在争议的口水战中蹒跚，“四书五经”进课堂的广泛推行，并无实质性进展――断了数十年的文脉，岂是说续就能续的。
但文脉难续，就导致了公众传统文化知识普遍匮乏：有调查显示救世★五码，中学生不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的分别为14.1%、27%，不知“五经”的更高达90.9%；仅2%的大学生对传统文化“知道很多”，68%的人“知道一些”，9%的人“知之甚少”；29.2%的官员喜欢读传统文化经典，这既反映了官员们对传统文化的渴求，但反过来也说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还不够――各个层面人士同时存在的传统文化知识欠缺，隐现的是文化传承断代之忧。
传承无力，构建文化软实力自然更是空话。去年的《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》就显示，相对于美国、欧盟、日本占有世界文化市场的份额分别为43%、34%、10%，中国文化产业所占份额不足4%。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虽然众多，但传统文化的缺失无疑是核心因素。
党的十七大已突出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“加强文化遗产保护、利用和传承”、“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”，在此背景下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“四书五经”进不进课堂，本就不该是问题，如何进课堂、教材如何面对“四书五经”才应是关键。
或者，北京市教育部门在《三字经》、《弟子规》教材中渗入现代价值观念、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，如《弟子规》中“亲有疾药先尝”一句，教材不是强调“给父母喂药前，要自己先尝冷热”，而是让学生跳出原文从现代视野去理解，引出成长账单、感恩父母等话题，就是很好的范例。
“四书五经”进课堂，不该一直争议不前，重要的是下决心跨出制度性安排的第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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